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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疯狂年代（第2页）

耐心地等口号声平息下去后，台上两名男红卫兵中的一人转向批判对象：“叶哲泰，你精通各种力学，应该看到自己正在抗拒的这股伟大的合力是多么强大，顽固下去是死路一条！

今天继续上次大会的议程，废话就不多说了。

老实回答下面的问题：在六二至六五届的基础课中，你是不是擅自加入了大量的相对论内容？！”

“相对论已经成为物理学的古典理论，基础课怎么能不涉及它呢？”

叶哲泰回答说。

“你胡说！”

旁边的一名女红卫兵厉声说，“爱因斯坦是反动的学术权威，他有奶便是娘，跑去为美帝国主义造原子弹！

要建立起革命的科学，就要打倒以相对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理论黑旗！”

叶哲泰沉默着，他在忍受着头上铁高帽和胸前铁板带来的痛苦，不值得回应的问题就沉默了。

在他身后，他的学生也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说话的女孩儿是这四个中学红卫兵中天资最聪颖的一个，并且显然有备而来，刚才上台前还看到她在背批判稿，但要对付叶哲泰，仅凭她那几句口号是不行的。

他们决定亮出今天为老师准备的新武器，其中的一人对台下挥了一下手。

叶哲泰的妻子，同系的物理学教授绍琳从台下的前排站起来，走上台。

她身穿一件很不合体的草绿色衣服，显然想与红卫兵的色彩拉近距离，但熟悉绍琳的人联想到以前常穿精致旗袍讲课的她，总觉得别扭。

“叶哲泰！”

绍琳指着丈夫喝道，她显然不习惯于这种场合，尽量拔高自己的声音，却连其中的颤抖也放大了，“你没有想到我会站出来揭发你，批判你吧！

？是的，我以前受你欺骗，你用自己那反动的世界观和科学观蒙蔽了我！

现在我醒悟了，在革命小将的帮助下，我要站到革命的一边，人民的一边！”

她转向台下，“同志们、革命小将们、革命的教职员工们，我们应该认清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反动本质，这种本质，广义相对论体现得最清楚：它提出的静态宇宙模型，否定了物质的运动本性，是反辩证法的！

它认为宇宙有限，更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唯心主义……”

听着妻子滔滔不绝的演讲，叶哲泰苦笑了一下。

琳，我蒙蔽了你？其实你在我心中倒一直是个谜。

一次，我对你父亲称赞你那过人的天资——他很幸运，去得早，躲过了这场灾难——老人家摇摇头，说我女儿不可能在学术上有什么建树；接着，他说出了对我后半生很重要的一句话：琳琳太聪明了，可是搞基础理论，不笨不行啊。

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不断悟出这话的深意。

琳，你真的太聪明了，早在几年前，你就嗅出了知识界的政治风向，做出了一些超前的举动，比如你在教学中，把大部分物理定律和参数都改了名字，欧姆定律改叫电阻定律，麦克斯韦方程改名成电磁方程，普朗克常数叫成了量子常数……你对学生们解释说：所有的科学成果都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过是窃取了这些智慧。

但即使这样，你仍然没有被“革命主流”

所接纳，看看现在的你，衣袖上没有“革命教职员工”

都戴着的红袖章；你两手空空地上来，连一本语录都没资格拿……谁让你出生在旧中国那样一个显赫的家庭，你父母又都是那么著名的学者。

说起爱因斯坦，你比我有更多的东西需要交代。

1922年冬天，爱因斯坦到上海访问，你父亲因德语很好被安排为接待陪同者之一。

你多次告诉我，父亲是在爱因斯坦的亲自教诲下走上物理学之路的，而你选择物理专业又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所以爱翁也可以看作你的间接导师，你为此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幸福。

后来我知道，父亲对你讲了善意的谎言，他与爱因斯坦只有过一次短得不能再短的交流。

那是1922年11月13日上午，他陪爱因斯坦到南京路散步，同行的好像还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大公报》经理曹谷冰等人，经过一个路基维修点，爱因斯坦在一名砸石子的小工身旁停下，默默看着这个在寒风中衣衫破烂、手脸污黑的男孩子，问你父亲：他一天挣多少钱？问过小工后，你父亲回答：五分。

这就是他与改变世界的科学大师唯一的一次交流，没有物理学，没有相对论，只有冰冷的现实。

据你父亲说，爱因斯坦听到他的回答后又默默地站在那里好一会儿，看着小工麻木的劳作，手里的烟斗都灭了也没有吸一口。

你父亲在回忆这件事后，对我发出这样的感叹：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

“低下头！”

一名男红卫兵大声命令。

这也许是自己的学生对老师一丝残存的同情，被批斗者都要低头，但叶哲泰要这样，那顶沉重的铁高帽就会掉下去，以后只要他一直低着头，就没有理由再给他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