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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和平建设的年代里,那些曾经立下过无数战功的解放军人们,纷纷放下枪杆,拿起铁锹和榔头,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但很多文人的脑袋却转不过弯来,不愿意走出书斋、停下笔杆,去做一些社会上迫切需要的工作——例如说到乡下扫盲、普及基础教育之类。
而当时的中国穷困至极,百废待兴,还有朝鲜战争的巨大开销,实在是养不起一帮小资情调的文人了。
于是,就发生了让“百岁学者”
周有光感到义愤填膺的一幕:1953年,上海实行工资改革,对待收入最高的大学教授和银行工作人员,取消原来待遇的80%。
100元改为20元;200元改为40元;300元改为60元。
周有光对此愤愤不平地骂道:“……民国年代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都高于今天……工资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见面不打招呼了!
晴天霹雳,中产阶级贫穷化!
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承认中产阶级,把中产阶级归入资产阶级。
后来还掀起‘反右’运动,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认中产阶级……”
拜托!
这说法是多么的荒唐啊!
想要给社会制造出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有哪个国家是靠给吃财政饭的公务员大幅度加薪来实现的啊!
而是要大家自己想办法创业,自己赚钱啊!
举个例子来说,当今只有1100万人口的希腊,在21世纪初加入欧元区之后,以为傍上了大靠山,硬是养了100万吃财政饭的公务员,自以为搞成全民中产阶级的“完美社会”
了。
结果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如今的希腊都变成什么模样了?说它国将不国都是轻的!
、
希腊还有欧盟这个大款可以傍,中国又该去傍谁?只能靠我们中国自己!
像是有本事搞发明创造,让全中国老百姓吃饱饭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不要说给他发10万的月薪,就是发100万的月薪,人民大众也会认为是应得的。
而那些只会发几篇酸文的“公共知识分子”
,发8000月薪都让人感觉太多——你的这些文章早就另外给过稿费了!
在我看来,假如现代的这些“砖家叫兽”
觉得生活不够宽裕,嫌钱少的话,那你就去出书写文章,赚稿费和版税啊!
如果当真能够写出什么畅销书,甚至进一步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甚至网络游戏,月入几十万上百万的话,想来也没有多少人会感到愤愤不平,正如同当今社会看待那些成功企业家一样。
当然,建国初期的文人们估计没有出书的渠道,也没有买书的市场。
但当时全国人民都是那样的穷困,凭什么要让你们过着人上人的日子,而不是与全国老百姓同甘共苦呢?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前不久发生在美国华尔街的“奖金事件”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保险业巨头aig因经营困境,累计接受了超过1700亿美元的政府救助。
但aig公司领导在得到政府救助之后,竟然不是立即想着如何弥补亏空,挽回客户的损失,而是首先拿出一笔巨款给公司高管人员发奖金!
此事一被揭发,顿时引起民众的一片讨伐声——你们aig先是亏光了我们存进去的钱,然后又要政府拿我们缴纳的税赋给你们填窟窿,最后还不肯填账上的窟窿,而是要把钱揣进自家腰包里拿走……最后,诸位只会亏钱的银行高管们,在无数愤怒公民的暗杀威胁之下,总算是勉强放弃了这笔不合时宜的奖金。
所以,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艰难年代,诸位民国大师们如果依然要求政府拨出巨款,给他们这些对实际建设工作没有多少裨益的文人,发放那么高的薪水。
那么从本质上来说,他们跟那些在公司濒临亏本倒闭的危急关头,依然强行用老百姓的税款给自己发巨额奖金的华尔街aig公司高管们,又有什么不同呢?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中国教育界一直秉承“重理轻文”
的基本方针,要求大家“学好数理化”
,最后甚至出现了“工程师治国”
,也就是几乎整个国家领导团体都是工程师出身的现象。
故而教育资源和经费一直都在向理科倾斜,自然让心气甚高的文科教授们感到愤愤不平——他们给自己的定位大抵相当于古代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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