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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2页）

转年我赴台湾做文化交流，柯基生先生闻讯与夫人一并到我下榻的来来大酒店看我。

此时方知他是一位年轻干练而成就卓著的外科医师，掌管台北县的广川医院。

他带来一些收藏品的照片给我看，一看便被惊呆。

且不说中国各地各式金莲无所不包，还有大量相关的饰品、器物、用具、文献等等，包括洗脚用的莲花盆、缠足幼女的便器、缠足凳和熨鞋的熨斗……洋洋大观地展开了金莲文化的浩瀚与森严。

而民国初年大兴放足的时代，山西省介休县&ot;不娶缠足妇女会&ot;的一枚徽章，则把他收藏中用心之良苦令人钦服地表现出来。

尤使我惊呆的，是他居然珍藏着天津名士姚灵犀先生大量手稿。

姚灵犀先生是第一位把缠足视为历史文化的学者。

民国初年由于编撰缠足史料《采菲录》等书被视为大逆不道而锒铛下狱。

但有关他的身世及学术，史书从无载入，以至资料空乏。

可是在柯基生的藏品间，居然还有姚灵犀先生的自传手稿，以及出狱后感想式的墨书真迹。

然而，柯基生先生对于金莲决不止于收藏兴趣，他更重于研究。

他从医学包括解剖学与生理学的角度，研究缠足者特有的生理与心理，继而进入人类学、性学、社会学范畴，这是旁人不曾涉入的。

我在另一本文化批评类的书《血写的句号》中，还要重点地对他这些可贵的研究进行介绍。

此次承蒙柯基生先生的友情与支持，将其所藏缠足文物三千余件，选精择要，摄得照片百余帧，合并我个人的一些&ot;金莲文化&ot;的藏品照片，一并放在书中，相信这些历史的真实写照会给读者深刻印象，亦使本书内涵得以深度的开拓。

另一位朋友则是《大众日报》的摄影记者李楠先生。

他近十年的摄影生涯中，始终没忘了把镜头对准&ot;最后一代小脚女人&ot;。

特别是他对山东滨州缠足妇女李吉英一生最后八年的追踪拍摄，则是把妇女缠足史凄凉的尾声定格了。

他给我们看到的不是历史遗留的怪异的文化躯壳，而是一种延绵千年的可怕的生活真实。

这位年轻而出色的摄影家不事声张的按照自己的思考工作多年，我却从中看到他的历史洞察力、文化敏感与人道精神，并为此深深感动。

他的作品正是我的小说一种历史内涵的延伸。

所以，我请他提供数帧珍贵照片，连同我为他写的一篇文章《为大地上的一段历史送终》，一并放在书尾，以使读者的思维视野一直贯通到今日。

我这两位朋友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在为金莲画一个句号。

然而，往往一个事件能够用句号来终结，一种文化却很难用句号去中止。

因而本书对图片的选取都鲜明地来自一种历史观：历史永远参照现实。

在我发表的小说中，大概以《三寸金莲》争议最为激烈。

记得小说在《收获》问世后，即刻之间，或褒或贬，蜂拥而至。

当时，上海一家刊物要我提供有关读者反映的信件。

我便摘选了十四封寄去，清一色全都是痛斥和责骂我的。

可是不久这家刊物又把这些读者的信件退还给我，没有发表，说是为了保护我的形象。

这番好意令我啼笑皆非。

其实作家的形象无须保护。

作家向来存在于褒贬之间。

因为作家总是在新旧事物的交替中发现与选择。

姚灵犀先生不是为此还蒙受了牢狱之灾吗？存在于现实的是一种生活，消匿于历史的便是一种文化。

作为生活，可以赞成或拒绝；作为文化研究对象，则不能有任何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