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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2页）

这种撼人胸襟的&ldo;大&rdo;的感受是从其他国家的经典作品和新文学作品中很难得到的。

金庸所写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

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现出气象衰弱、难克重任。

《倚天屠龙记》中代表道家的武当派和《笑傲江湖》中代表道家的华山派显然压倒了代表其他思想的众多门派。

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

《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

《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家仇国恨两难报，茫茫神州无处存身，只得远走海外，真如孔子所云&ldo;乘桴浮于海&rdo;。

《鹿鼎记》中陈近南的大名天下英雄如雷贯耳，然而这位天地会的首领，外不能完成&ldo;反清复明&rdo;之大业，内不能平息台湾岛内之党争，不但被韦小宝一再蒙骗，而且最后死在一个平庸小人的手中，毫无一丝英雄的光彩。

金庸所写的中国文化，并非一味&ldo;弘扬&rdo;，而是带有鲜明的分析与批判的。

从时间、空间和内部组合等诸多方面，金庸从文化上写出了一个&ldo;大中国&rdo;，但这个&ldo;大中国&rdo;只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艺术再现，与西方捏造和想象的所谓&ldo;中华主义&rdo;毫不相干。

上述金庸小说中这些&ldo;大文化&rdo;的展现是建立在细腻入微的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

例如关于佛家文化，金庸可以说了如指掌，从而写出来挥洒自如。

《天龙八部》中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轻描淡写就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们说法时，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

这样的话，对佛教文化没有高深研究者是很难讲出来的。

再如《飞狐外传》中圆性与胡斐分别时所念佛偈：

&ldo;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

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

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

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

&rdo;

类似这样的令读者刻骨铭心的细节非常多。

《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为洪七公做过两道菜，一道叫&ldo;二十四桥明月夜&rdo;，一道叫&ldo;好逑汤&rdo;，描写得精美绝伦，令人垂涎欲滴，而且放射出夺目的中国文化光芒。

许多读者都能够记得金庸小说中一系列饶有情趣的细节，那些细节往往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典型展示。

就连韦小宝的骂人话中，也散发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那些骂人话是完全可以用来解剖中国的国民性的。

中国大陆50-70年代的文学，出于&ldo;五四&rdo;新文学的美学惯性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国家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ldo;开天辟地&rdo;的新中国景象。

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心理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想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

&ldo;文化中国&rdo;是金庸小说作为国民文学的根本策略，在此基础上，金庸对中国的民族文化、国民性和政治文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及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