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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2页）

杜梅决是对我微笑，直到我对她报以同样的一笑，才放心地继续去干别的。

即便是在做爱过程中，她也不忘准时对我投来一笑。

我们去潘佑军家玩过几次，他那个汉jian妻子做作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总是当着我们面表示她和潘佑军多么如胶似漆，无论是那么窄小的一张椅子，她也要和潘佑军挤着坐——

那是在她家呀！

无论是多么小的一块食物，譬如半个苹果，也要你一口我一口像鸟一样地互相喂。

我毫不夸张地说，她称呼潘佑军就像宋美龄称呼蒋先生一样叫：“大令。”

到她家里只给喝速溶咖啡和酸葡萄酒这些我都不说了。

她喝酒时能把冰块嚼得嘎巴嘎巴响就可以知道她的牙齿是从小吃什么锻炼得这么结实。

我特别不能容忍的就是她说话居然有口音，。

一个货真价实的本地丫头，中国话词汇单一得只会说：“很有趣儿。”

杜梅就很欣赏她。

当然她还没俗气到喜欢白兰地和毕加索。

她只羡慕她能如此外露地表现爱情。

当我批评她装腔作势和娇柔造作时，她便为她辩护：“女人就是这样，爱一个人就真爱。

只有男人才会觉得这过分。”

“这不叫爱，这叫演戏，演给别人看。”

我反驳她。

“总要有所表示，否则怎么才能让人知道？”

在这点上，她一向执拗。

“不说，不做，我怎么知道你爱我？”

“可即便是说了，帮了，也未必就证明了谁爱谁。

这一套花花公子和浪荡娘们儿最拿手。”

“我宁肯被一个人甜言蜜语哄骗一时，也不愿一个人沉默一辈子哪怕他心里爱得最深。”

有时她也学潘佑军的老婆，怯生生地走过来坐在我腿上，我也不撵她也不说话，坐了一会儿，她便没趣儿地自己走开了。

她夜里常做恶梦，我经常被她的搐动和呻吟弄醒，拼命摇她，她才从恶梦中惊恐万状地醒来。

她很爱给我讲她都做些什么令她恐惧的梦。

都是些荒诞不经、超现实的梦，很多是发生在欧洲。

我有印象的其中之一，是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她在捷克领导了一次武装起义。

反抗谁不知道，反正是些穿呢子大衣拿自动枪的男人。

起义失败后，她在城里受到追捕，几次中弹都没死，从尸堆里爬出来，然后找到了残存的队伍和撤退的德军一起撤往德国。

在翻越阿尔卑期山时累得精疲力尽，队伍里有很多她们医院的人，包括贾玲。

好容易撤到了德国边界，边界那边的法国已经全都解放了，斯塔隆领着一帮弟兄在巡逻，而且一眼发现了她，机枪就扫了过来。

她一边气喘吁吁地又往山上跑，一边想：不行，我得叛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