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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身穿军服,军医误以为我是前线受伤的医护兵,给我检查、做了手术。
我挨了两枪,两枪都打在要害处,头上一枪从后脑勺下方打进去,从上唇处钻出来,居然未曾伤及脑部。
另一枪打中胸部,从背部打进去,胸口钻出来,只差一点就伤及心脏。
一般人只需要其中一枪足以毙命,我身中双弹居然没死。
三天后我醒了过来,发觉自己躺在医务船上,作为一批重伤员中的一个,被这条船从厦门送往台北。
我死而复生,再一次重演我们钱家一再发生的故事。
我如母亲所坚信,果真去了父亲的家乡台湾,却不是按颜哥的安排,是用自己的方式。
半年后伤愈,我假托头部重伤意识受损,隐姓埋名留在那所军医院当护理人员。
一年多后有个年轻军官因胃出血住院到了我们病房,将临出院之际,有一天我给他例行量体温,他突然提出要把部队番号给我,让我跟他联系。
我当他是开玩笑,随手给了他一张纸。
他取出钢笔,果然是开玩笑,不在纸上写字,翻过左掌,把番号写在他自己的掌心里。
&ldo;保证护士小姐一眼就能记住。
&rdo;他说。
他把手掌捏成拳头,在我眼前张开,我当即大惊。
&ldo;别做声。
&rdo;他小声道,&ldo;回见。
&rdo;
他的掌心里并无部队番号,写的是两个字:&ldo;觉醒&rdo;。
我知道这两个字的特别来历和意思。
当初大舅曾把一枚刻着同样汉字的小印章送到厦门,是我把那枚印章从家里送到游击队交给三哥。
年轻军官出院。
几天后一个黄昏,他到医院大门外等我下班,我们一起去附近一个公园散步,聊天,坐在小池塘边的长椅上吃饼干,像一对恋人一样。
事实上谈情说爱纯属假象,我们做的是另外的事情。
这位年轻军官是自己人,接上级指令在台湾寻找我的下落。
厦门解放后,上级核实孙力小组情况,发觉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我已牺牲,因此设法寻找,任务交给这位台湾同志。
年轻军官是台中人,他所属的地下组织早在日据时期就存在于岛内,后来隐蔽,直到大陆解放前夕才与上级恢复联系。
&ldo;是我父亲那一批人吗?&rdo;我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