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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1页）

关于救国会与中共的关系问题，《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一书中有一段文字，说得较为贴切，他指出：

在叙述平津党务与民众团体之时，除东北协会与东北党务办事处这两个正统机构外，不能不提及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虽然许多人认为救国会是中共所支持推动的组织，甚至是中共的外围团体，中央对之是采取禁止的态度，但从实际资料看来，初期的状况并不是如此，甚至如果说它是中国国民党党务的外围机构，补东北协会与东北党务办事处之不足，亦不为过。

但由于自热河战役至塘沽协定的时势转变，国府对东北义勇军与反日运动不再支持，救国会遂与政府的理念相左，逐渐脱离中国国民党的范畴，转而倾向中共，终至被迫停办。

注释：

{1}一九年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华北，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破坏《塘沽协定》，向北平军分会提出苛刻要求，并由东北调兵进关，进行武力威胁。

南京政府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

六月初，何与日军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谈判，全部承诺日方要求，通称《何梅协定》。

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日方指定的军政人员和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

{2}黄郛：（1880‐1936）字膺白，浙江绍兴人。

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入同盟会，民初在北洋政府任职，与冯玉祥关系密切，参与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拥护孙中山先生，后来执行亲日外交，1936年病死。

十七联络东北人的纽带与桥梁（1）

在何应钦逼迫救国会停止活动之后，救国会常委内发生意见分歧。

有的主张顶一天算一天，到顶不住那一天再说。

有的则要去发动东北军，或通过东北军的关系，活动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对救国会实行保护，以便与何应钦相对峙。

还有的则认为，这些设想都不宜实行，但又一时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阎宝航就是持这种认识的常委之一。

救国会的常委都是东北人，都是九一八后流亡关内的，没有谁比他们更迫切地期望早一天打回老家去。

正由于这样，他们沦落北平，聚集在一起，在张学良的支持之下，以忘我的精神，积极开展救亡活动。

他们曾经以很高的热情支持抗战，把复土还乡的愿望寄托在义勇军身上。

义勇军的溃败，使常委们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

而热河抗战、长城抗战的失败，使他们再一次经受了严重打击。

救国会笼罩在痛苦、悲愤、无望的低落的情绪之中。

张学良被迫出国留洋，离开东北军和流亡关内几十万东北民众而去，使常委们的情绪达到了最低点。

性格沉稳的阎宝航，这一时期里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就在他于7月14日去居仁堂会面斥何应钦之后，郁闷之下，借酒浇愁，这一天他一醉方休。

这是阎宝航第二次喝醉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