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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推出了《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和《舞!
舞!
舞!
》,这两部作品同样受到好评,也算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不过从整体来说,还停留在&ldo;小众&rdo;的状态,仍然没有很好地与销售挂上钩。
当时日本经济形势大好,甚至还出现了一本叫作《日本世界第一》的书,正处于所谓&ldo;勇往直前&rdo;的时代,然而却没有波及文化领域。
同美国人交谈时,聊得最多的也是经济问题,文化很少作为话题引发热议。
虽然坂本龙一和吉本芭娜娜当时已经名满天下了,但(姑且不论欧洲)至少在美国市场上还没有形成cháo流,不足以让人们把目光积极投向日本文化。
用个极端的说法,日本当时被看作一个&ldo;非常有钱却莫名其妙的国度&rdo;。
当然也有人阅读川端、谷崎和三岛,高度评价日本文学,然而归根结底只是一小撮知识分子,大多是都市里&ldo;高雅的&rdo;读书人。
因此当我的几篇短篇小说卖给《纽约客》时,我非常高兴‐‐对于长期爱读这本杂志的我来说,这简直是如同梦幻一般的事。
遗憾的是没能顺势向前,更上一层楼。
用火箭来比喻,就是初步推进的速度虽然很好,第二级推进器却失灵了。
不过自那以来,虽然主编和责编几经更迭,我与《纽约客》杂志的友好关系却始终如一,这家杂志也成了我在美国有恃无恐的主场。
他们好像格外喜欢我的作品风格(也许是符合他们的&ldo;公司风格&rdo;),和我签订了&ldo;专属作家合同&rdo;。
后来我得知jd塞林格也签订了同样的合同,心里感到非常光荣。
《纽约客》最先刊登的是我的短篇小说《电视人》(1999910),自此以来的二十五年间,共有二十七部作品得到采用和刊登。
《纽约客》编辑部对作品采用与否有严格的判断标准,不管对方是多么有名的作家,与编辑部的关系多么密切,只要(被断定)是不符合杂志社的基准和口味的作品,就会毫不客气地予以退稿。
连塞林格的《祖伊》也曾因全体一致的判断一度被退稿,后来在主编威廉&iddot;肖恩的多方努力下才得以刊登。
当然我的作品也多次遭受退稿。
这种地方与日本的杂志大相径庭。
然而一旦突破这道严格的难关,作品连续在《纽约客》上刊登,就能在美国开拓读者群,我的名字也逐渐被大家知晓。
我觉得这居功至伟。
《纽约客》这家杂志拥有的威望和影响力之大,日本的杂志是很难想象的。
在美国,即便某本小说在日本卖了一百万部、获得了&ldo;某某奖&rdo;,人家也只是&ldo;哦&rdo;上一声,便再无下文了。
但仅仅说是在《纽约客》上刊登过几篇作品,人们的态度就会截然不同。
有这么一种地标式的杂志存在的文化,真让人艳羡啊。
我时常这么想。
&ldo;想在美国作为作家获得成功,就必须跟美国的代理签订合约、由美国的大出版社出书,否则非常困难。
&rdo;在工作上结识的好几位美国人都这么忠告我。
其实无须忠告,我自己也感到的确如此。
至少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尽管觉得很对不起ka的诸位,我还是决定自己动&ldo;脚&rdo;去寻找代理和新的出版社。
于是在纽约和几个人面谈之后,便决定由大代理公司i(ternationalcreativeanant)的阿曼达(通称宾奇)&iddot;厄本担任代理,出版社则委托兰登书屋旗下的克诺夫(主管是萨尼&iddot;梅塔),克诺夫的责任编辑是盖瑞&iddot;菲斯克琼。
这三位在美国文艺界都是顶尖人物。
如今想来颇有些诧异:这些人物居然会对我感兴趣!
不过当时我也很拼命,根本没有余裕思考对方是何等了不起的大人物。
总之就是托熟人找门路,与各种人面谈,然后挑选了我觉得可以信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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